乡情

海南人的乡情，很浓很浓，浓得融化不开。
　　生活在海南岛的海南人，不容易体会到海南人的乡情。海南人一旦离开海南的土地，便会感受到非常强烈的乡情，甚至有人化成了乡愁，愁肠百结。
　　宋朝时的海南人白玉蟾（道教南宗五祖、道教南宗实际创立人），超凡脱俗，洒脱如神仙。道士本是方外之人，试看看他的诗句，“千古蓬头跣足，一生服气餐霞。笑指武夷山下，白云深处吾家。”“功名不值一杯水，富贵与我如浮云！”他一生云游，四海为家。像他这样的方外高人，对凡情俗事都看得透彻了，但他却走不出思乡之情。
　　我们再来看一看他写的诗：
　　华阳吟三十首
　　家在琼崖万里遥，此身来往似孤舟。
　　夜来梦趁西风去，目断家山空泪流。
　　华阳吟三十首
　　
　　海南一片水云天，望眼生花已十年。
　　忽一二时回首处，西风夕照咽悲蝉。
　　
　　
　　秋夜
　　有客眠孤馆，更阑拥纸衾。
　　清风千里梦，明月一声砧。
　　素壁秋灯暗，红炉火夜深。
　　寒猿啼岭外，惹起故乡心。
　　
　　方外高人尚且对家乡海南如此留恋，以至“目断家山空泪流”，别说一般的海南人了。
　　海南史上最大的官员邱浚（明朝理学家，官至礼部尚书、户部尚书、文渊阁大学士、武英殿大学士），晚年一再要求辞官回乡，可皇帝依重他不肯放他告老还乡（明朝不设宰相，邱浚当时的官位相当于宰相级），写下了大量的思乡诗：
　　百计思归未得归，
　　梦魂夜夜到庭闱。
　　
　　愁心苦似丸和胆，
　　泪点多如线在衣。
　　
　　老来肌骨怕寒侵，
　　无夜家园不上心。
　　
　　预报吾儿扫门起，
　　乞骸早晚便投簪。
　　投簪，弃官之意。连宰相级的官位也不想要了，只想着要回海南来养老。
　　余秋雨在《山居笔记》一书中的文章《天涯故事》中写道：“一位早年意欲指点中原江山的高官，到头来只想逃离中原回归故乡，海南岛怎么会有如此巨大的魅力呢？邱浚晚年思乡病之严重，在历代官场中都是罕见的。七十老人絮絮叨叨、没完没了的回乡呓语，把“治国平天下”的儒家豪情消蚀得差不多了，心中只剩下那个温柔宁静的海岛。”
　　余秋雨在同篇文章中继续写道：“宋氏三姊妹谁也没有忘记自己是海南人，现代中国人则从她们高人一等的见识和仪态万方的姿容中，重新领略了海南的女性文明。但是，她们一辈子浪迹四海，谁也没能回去。有一天，宋庆龄女士遇见一位原先并不认识的将军（注：可能是张云逸大将），听说将军是海南文昌人就忍不住脱口叫一声‘哥哥’，将军也就亲热地叫这位名扬国际的高贵女性‘妹妹’。与此同时，远在台湾的宋美龄女士为重印清朝咸丰八年的《文昌县志》郑重其事地执笔题写了书名。”
　　能集中反映海南人的乡情的，有一件鲜为人知的大事，那就是私立海南大学的创办。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，当时的海南精英（多数人旅居岛外）鉴于海南没有一所大学，便合力创办了私立海南大学。1946年筹办，1947年11月开学，由于时局变动仅两年多便关闭。私立海南大学校董事会有校董十五人。除张发奎为广东始兴人外，其余董事十四人全部为海南人。董事长为宋子文（文昌人，广东省政府主席），董事有陈策（琼山人，广州市长），王俊（澄迈人，军训部政务次长），韩汉英（文昌人，中央军校第四分校主任），黄珍吾（文昌人，福建省政府保安处处长），郑介民（文昌人，国防部次长），颜任光（崖县—今乐东人，中央无线电器材厂总经理，曾任北京大学物理系主任，私立海南大学成立后任校长），陈序经（文昌人，南开大学教务长）、韩汉藩（文昌人，国民参政员），梁大鹏（乐会——今琼海人，曾任复旦、中山大学教授，私立海南大学成立后任副校长），周成梅（文昌人，永发行经理、海南医院董事会主席），云竹亭（文昌人，暹罗中华总商会会长、海南会馆主席），林廷华（文昌人，中央训练团军官总队第九总队队长）。私立海南大学的董事，无一不是当时政、军、学、商界的精英人物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正副校长颜任光和梁大鹏，他们得放弃原来的职位，回到海南来工作。校长颜任光教授，美国芝加哥大学物理学博士（1920年），1920-1928年任北京大学教授兼物理系主任，1928年出任南京政府交通部电政司司长至1943年转任中央无线电器材厂总经理。他刚开始不愿出任私立海南大学校长，最终被同乡的诚心邀请打动，回海南来工作，当时的海南报纸曾这样表扬他：“毫不留意地牺牲了个人的物质享受，……回到……荒凉寥落的故乡来，从事教育的拓荒的工作。”副校长梁大鹏教授，1937年获得美国纽约大学政治学博士，出任私立海南大学副校长前是国立中山大学教授。他是私立海南大学的实际创办人，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。
　　我在参编《海南教育志》时，曾到海南大学图书馆找资料，看到了苏云峰先生（居台湾之海南人）的专著《私立海南大学》。我之前未闻有此大学，便借来并复印了整本书。书中详细记录了私立海南大学的创办过程，资料翔实。细看之后，我深深地被这些海南前辈为了发展家乡教育事业而诚心合作、不遗余力的精神和这些海南前辈浓浓的乡情所感动。
　　在岛外的海南人相遇，往往会一见如故，立即亲近如亲戚朋友。“老乡见老乡，两眼泪汪汪。”这句俗话，用在海南人身上，最恰当不过了。
　　我考上大学时，只是一个一直生活在海南农村的（高中也是农村中学）从未出过远门的不会讲普通话的海南学生，独自上北京去求学。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，交通还很不发达，我在路上折腾了几天几夜来到了学校的报到处，立即感受到了浓烈的海南乡情。比我高两级的同校同系的海南学生陆哥（我到现在还一直叫他陆哥），亲自把我从接待处带到学生宿舍，帮我挑好床位，带我去商店买各种生活用品，带我去饭堂吃饭，带我熟悉学校环境……同校的海南老生都来看望我们几个新来的海南学生，而我和另一系同级的海南新生很近就成为了最好的朋友。
　　原来，学校有一个小小的海南老乡会（只有二十人左右；当时招生少），在新生来校时，负责接待新来的海南学生，并让彼此熟悉起来。寒假回家时，我们会一起买票，集体从北京回海南。
　　突然来到一个人生地不熟（甚至语言还不相通）的环境，发现原来还有一些如此亲近的人可以依靠，这对于一个远离家乡的学子来讲，是非常温馨的事情。
　　刚开始，虽然有老乡在，但我还是非常想念家乡想念亲人，有时会躲在被窝里偷着哭。特别是到了冬天，北方气候干燥，鼻子流血、嘴唇干裂，更是想念海南，想念亲人。这种深深的思念，只可意会不可言传。我那时候带一个随身机（放磁带）听音乐，最喜欢的曲子就是萨克斯管演奏的《回家》。
　　“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。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。”思乡是人类普遍的情感，但表现在海南人身上，显得特别地强烈特别地明显。我因常与老乡在一起，宿舍里面也常有外校的老乡来活动，让同班同学觉得海南人老乡观念与众不同。曾经有一个湖北的大学同学与我讨论过海南人的同乡情结。我同学说：“我们也认老乡，但没有你们海南人这样亲近，简直比兄弟还亲。我想，一个原因是你们的家乡太遥远，另一个原因是你们说的话太特别，我是一个音都听不懂。”我当时觉得他说的有道理，现在想来并不全是这样。
　　余秋雨在《天涯故事》中这样写道：“读者从我的传述中已经可以感到，我特别看重海南历史中的女性文明和家园文明。我认为是海南的灵魂。……女性文明很自然派生出了家园文明。苏东坡、李光他们泪涔涔地来了，遇到了家园文明，很快破涕为笑；海瑞、邱浚他们气昂昂地走了，放不下家园文明，终于乐极生悲。海南籍的华侨闯荡四海，在所有的华侨中他们可能是乡土意识最浓的一群，也是由于这种家园文明。”
　　余秋雨的分析，没有涉及到海南人的来历，并不全面，但他说海南有家园文明，我是认同的。他说海南华侨可能是乡土意识最浓的一群，最好的证据就是世界海南乡团联谊大会，最近在香港开过第十二届大会（两年一届），与会人数5000多人，来自世界各地。海南华侨（人数多达三四百万）在海南捐资助学金额以亿为单位来计算，一直就是海南教育的特色之一。在海南的侨乡，很多华侨认祖归宗，并建有祖屋，也反映出这些从海南走出去的华侨有着浓浓的海南乡情。
　　我很感兴趣的是，海南的家园文明从何而来？（我不认同余秋雨从女性文明派生出家园文明的说法。）据我目前收集到的资料表明，海南人的祖先多数从闽南（福建莆田）迁移而来，而闽南人则从中原（主要为河南）迁移而来（汉晋时期）。“重土轻迁”是华人的传统（与祖宗崇拜有关，“迁”意味着要离开祖坟），而这些讲闽南话（海南话属闽南语种）的人，由于战乱（外族入侵）等原因不得不从中原开始不断南移。莆田人迁琼与金灭北宋、元灭南宋有很大关系。海南的华侨，多数也是生活所迫不得不下南洋谋生。这些讲闽南话的人，宗祖文化是最重要的文化，离开故土意味着要离开祖先的坟地和故土。在不得已离开故土后，为了保存自己的根，他们非常重视编制家谱，并拒绝与异族通婚（至今有保守的老人仍然反对子女与异族通婚）。这也是为什么海南人重男轻女的文化因素（传宗接代）。
　　闽南语是汉语方言（一般分为七大种）中保存上古汉语（指商朝至汉朝的汉语）最多的语种，声调多达八种（而官话才有四五种），我看到有资料说，闽南语就是商朝人讲的话（当然有所演变），而周灭商之后，商人多南移，从而保存了自己的文化。这是我非常感兴趣的一个问题，也是值得进一步收集资料和继续深入研究的一个话题。
　　总之，海南人的乡情表现得如此强烈如此令人心醉，其根源在于强烈的族群认同感。海南人讲的海南话，一种从上古时期保存下来并不断融进新因素的汉语方言，成为了联系海南人的纽带。遍布世界各地的海南人，正因为有着共同的文化心理（主要是宗祖文化），从而表现出强烈的乡土意识，于是便有了海南人浓浓的乡情。